走出医院，我忽然笑出了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直到眼泪都笑了出来。
来来往往的大街上，我像个疯子一样又哭又笑，但我心里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那天后，程冬一直没有联系我。
但我通过他手表里的窃听器，知道他已经急了。
他咨询了很多医院和专家，他的病换肾是最好的选择。
他还咨询了律师，想知道如果把这些东西给我后，还能不能要回来，能不能告我敲诈。
我笑了，我也不傻，我当然也是找了律师的。
上辈子他没发病，都能为了我这颗肾处心积虑的骗我一辈子，就能知道他有多怕死，更别说现在他已经到了非换肾不可的地步了。
仅凭这一点，我就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一周后，收到程冬的消息，我带着律师出现在病房。
当然，程冬的律师也在。
我和程冬默契的不发一言，任由律师你来我往的交锋。
最后胜出的当然是我。
程冬握着笔的手，因为用力指节都在泛白，手背是青筋突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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